星空体育-黄河队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蒋介石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发起北伐战争之后黄河队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只用了星空体育半年时间黄河队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便将其辖境从粤、桂两省扩大到湘、鄂、闽、赣、浙、苏数省，不仅军队从一开始黄河队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的8个军扩编到三十余个军，首都亦从广州迁移至武汉。这一切黄河队在比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布一个声音，“国民政府离大一统不远了”!

　　然而就在此时，即1927年4月12日，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下令“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甚至在南京另立中央，导致国民政府一分为二，是为“宁汉分裂”。

　　在此白色恐怖之下，国民政府当初赖以起家的8个堪称“原始股”的部队又都是何态度呢?

　　“净化”行动

　　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仅有8个军，规模虽小，却派系众多。确切地说，8个军，就存在着8个山头，亦即八大派。如蒋介石的第1军，被称为黄埔嫡系，是党军的招牌部队；谭延闿的第2军，是为湘军“建国派”；朱培德的第3军，为云南派；李济深的第4军，在当时属于真正的“中央军”；李福林的第5军，自称“福派”；程潜的第6军，以湘军为大，内部却小派众多；李宗仁的第7军，是独霸一省的新桂系；唐生智的第8军，以湖南为根据地，有湘军“本土派”之称。

　　大山头如此，下面的小山头就更加复杂。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想在江浙沪地区发动政变，并迅速占领南京、上海、杭州等要地所能依靠的，却只有一个第l军，以及表态支持蒋氏的李宗仁和李济深。尽管如此，第1军内部却“赤化”严重，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第1军当时辖7个师，可谓“庞然大物”。这个军虽然被称作“党军正宗”，其实内部成分并不是单一的黄埔系。第1军发展之初，主要依托由黄埔军校发展而来的5个教导团。但只依靠这5个团，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所接受的都只是为期半年的速成军官教育，与那些毕业于保定军校或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还无法相提并论。

　　因此，蒋介石利用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台的机会，迅速吞并原建国粤军务部为己所用。接着，他又以“交流”为名，从原本血脉颇为正宗的第1师和第14师中抽调几个团与接收的建国粤军团级单位调换建制。从表面上来看，第1军所属各师都有黄埔血脉，但因“交流”过快，加之北伐发展迅速，导致看上去各部皆是黄埔系，实则各部都有建国粤军的余部。

　　其次是中共的“麻烦”。国民革命军建军之初，国民党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因此各个部队中不仅有大量公开或隐秘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拥有国共双重党籍身份的军人。在这些部队中，“赤化”最为严重的是第1师和第21师。这两个师不仅师长同情中共，下面的军官也不乏中共党员或同情中共者。

　　蒋介石计划发动政变时，一开始是属意由第1师在上海率先执行“清党”任务的。但是当他亲临上海召集该师军官训话时却发现“少数军官左倾严重”，甚至有军官当面指责蒋氏“太右倾”。这一情况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清党”的决心，并放弃了由第1师执行“清党”任务的想法，改命相对可靠的第2师去承担。

　　为了“净化”第1军，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将第1师师长薛岳和第21师师长严重撤职，对外宣布的名义是薛岳有“左派嫌疑”，严重则是“抗议宁汉对立”。接着，蒋介石命自己所能信任的第1师副师长胡宗南和第21师副师长陈诚分别代理两个师的师长，随后逐步撤换第1军所属各师的“左倾”军官，对这些军官或撤或杀，

　　用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大致完成了对第1军内部的清洗。

　　由于蒋介石手段过狠，尤其是将在黄埔和军队都有一定威望的严重撤职，导致不少原本拥护他的黄埔学生产生疑虑。当李宗仁、白崇禧在4个月后联手何应钦将蒋介石赶下台时，不少黄埔学生决定改而追随何应钦。但不管如何，蒋介石至少还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他对第1军的“净化”。

　　合伙人的二心

　　蒋介石要想在南京另立中央，单靠一个第1军是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的，因此他需要寻找盟友。拥有两广根据地的第4军军长李济深和第7军军长李宗仁成为他的首选目标。

　　这里先说李宗仁和他的新桂系。

　　北伐战争开始时，第7军是参战主力之一，该部与第4军在两湖战场屡创佳绩，分别获得“钢军”和“铁军”之名。但当国民政府着手迁都武汉事宜时，新桂系的不断崛起却引起了国民政府一些党政要员的疑虑，因此不断限制新桂系在两湖和安徽的发展。这么一来，迫使早有政见分歧的李宗仁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此外，李宗仁在当时敌视中共，并屡次限制中共在广西的发展，这也是他决定拥蒋反共的原因之一。

　　第7军不同于第1军，内部虽然有桂、鄂之分，但在李宗仁的领导下尚属团结。因此当蒋介石取得李宗仁的支持后，也就等于第7军全军上下一致站在了蒋介石这一边。事实上，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当天，第7军所属各部，尤其是驻防在南宁的部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其白色恐怖程度较上海更甚。

李宗仁

　　不过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合作是短暂的。当李宗仁成功争取到与何应钦的合作后，便一脚把“盟主”蒋介石踢开，自行接管了南京国民政府。也正是因为这一变故，使蒋介石看清了新桂系的真实面目，当他于1928年3月复职后，中央与新桂系之间的争战将延续达十数年之久，直至蒋氏败退台湾。

　　与此同时，坐镇广东的李济深也因自己在当时的右倾立场而选择支持蒋介石。不过与新桂系相比，在当时被誉为“中央军”的粤军却因此分裂成两派。

　　早在北伐之初，第4军即派遣一半兵力参战，一半兵力留守稳定根据地。在经过半年多的征战后，参战部队又扩编出第11军。也就是说，当时的李济深粤军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一是由李济深直接指挥的留守部队，其二是由张发奎领衔的北伐部队。李济深虽然选择支持蒋介石，但一向与汪精卫相交深厚的张发奎却选择支持武汉国民政府。这么一来，就造成粤军大分裂。此后为了区分两派，张发奎的部队仍然称为第4军，李济深的部队则改称为新编第4军。

　　微妙的是，李济深虽然支持蒋介石，但对于立即发动“清党”却有所顾虑。于是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情况。那就是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广东尤其是当时的政治重地广州却没有动静。但在拖延了两天后，李济深还是在部属的怂恿下于4月14日决议“清党”。一天后，广州全城大搜捕，其余各地也随即行动。一时间整个广州城风声鹤唳，两千余中共党员和亲共群众被逮捕，部分人员被直接枪决。其白色恐怖直叫国民党人也大呼“杀得太狠了”。

　　武汉的坚定拥护者们

　　既然有拥护蒋介石的部队，自然也有拥护汪精卫的。这其中属唐生智的第8军和张发奎的第4军北上部队为主。当时两部已经分别扩编为第4方面军(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及七个独立师)和第2方面军 (辖第4军、第11军)。

　　对于唐生智来说，他在汪精卫“助唐压蒋”的策略下，已经坐拥两湖大部的军政实权，其嫡系部队也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军中较大的一支。唐生智在当时虽然对中共没有什么好感，但蒋介石之反汪精卫、反武汉国民政府，其实也是在反唐生智。因此，唐生智没的选，他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甚至还想通过之后的“讨蒋”战争将自己推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于是，唐生智之拥汪就没有丝毫悬念了，他所指挥的部队也自然全部拥汪。

　　再来看看张发奎。北伐之初，张发奎还只是一名师长，他靠着战功在短短半年内就成为方面军总司令，在武汉的军界，他的地位仅次于唐生智。不过与唐生智的政治博弈有所不同，张发奎在当时是“汪先生”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说，张发奎与汪精卫政见相同，理念相同，这就导致第4军因四一二政变而分裂为两派，由他指挥的部队不仅支持汪精卫，而且还是无条件地支持。

　　汪精卫坐拥两个方面军，就有了抗蒋的底气。于是“汉方”高呼“东征”，“宁方”则高呼“西征”，双方口水仗打了不少。却没曾想唐生智发起的“东征”因蒋介石突然下野而“师出无名”，其后又因各方实力派的重新联合促成“宁汉合流”，反使一意孤行继续要“东征”的唐生智被迫下野，部队尽数被李宗仁的新桂系收编，张发奎则被迫跑回广东夺权，同样落得兵败下野的命运。

汪精卫

　　“骑墙派”的艺术

　　旗帜鲜明的几路人马已如上所述，剩下的又该怎么站队呢?

　　第2军和第8军都属湘军，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略人马，北伐前甚至还一度是敌对双方。对于能在民国政坛混迹十数年的谭延闿来说，大风大浪经历的已经不少了，但1927年初的政治格局他也看不明白。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大部分人都在展望全国大统之时，谭延闿却认为这些军政要员“有几个像开国的人物?”他在与陈公博的一次谈话中还说道：“你以为得了，就得的了吗?你以为不得了，就不得了了吗?”

　　谭延闿虽然不喜欢唐生智，但对当时的蒋介石也不看好，毕竟真正听命于蒋的只有一个第1军。但既然宁汉的分裂已经无法避免，那他就必须得做出选择。思来想去，身在武汉、部队却在南京的谭延闿干脆决定谁都不得罪，他一方面公开说自己是与汉方一样的“左派”，并改自己的号为“左庵”，暗中却派遣代表前往南京表明自己拥蒋的态度，无奈身在武汉不得不“委曲求全”。

朱培德

　　可是当蒋介石命令谭延闿准备电命第2军阻击唐生智的“东征军”时，谭延闿却突然辞去军长职务，将部队交给自己的副手张辉瓒。张辉瓒则以“老军长身陷武汉，不敢轻举妄动”为由而按兵不动。而当唐生智要谭延闿命位于南京的第2军反戈一击时，谭又以部队已经失去控制而应付过去。总之，谭延闿和他的第2军一方面不断向宁汉双方表示效忠之意，另一方面却始终按兵不动，任你怎么督促下令，我就是“不动如山”。

　　靠着这个办法，谭延闿甚至还在宁汉合流的和谈会议中被双方代表推举为大会主席，此后更是荣膺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崇高地位，可说是真正的政坛不倒翁。

　　朱培德的滇军，北伐前实力较为薄弱。不过通过北伐，朱培德的部队不断得到充实，并且拥有了江西一省的地盘。朱培德起初较为“左倾”，但是当蒋介石发动政变另立中央，并将江西孤立起来后，朱培德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本钱，改而做出亲蒋姿态。不过他和谭延闿一样，一方面派遣代表继续维持与武汉方面的联系，一方面则对南京表示要实施“清党”。

　　不过对于蒋介石所交付的“清党”任务，朱培德却认为过于激进了。他在拖延达一个月后，才被迫下令“礼送”辖境内的共产党员出境，并派兵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全部武装予以缴械。朱培德的这种做法虽然暂时保存了自己和所部的安稳，但8月突发的南昌起义却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

　　调停不成反受其累

　　与上述站队者和骑墙派相比，程潜和他的第6军在这次政变中的角色显得十分特殊。身为革命元老的程潜不忍看到原本团结一心共同北伐开创革命事业的国民政府因宁汉分裂而走向衰败，因而决定走一条比较冒险的道路，那就是主动出面调停。

　　其实宁汉在分裂之前，汪精卫就曾致电位于南京的程潜派兵将蒋介石逮捕扣押起来。但程潜不愿意看到双方兵戎相见，因此在将军部事务暂交杨杰负责后，自行前往武汉欲充当调解的中间人。

　　让程潜没有想到的，自己的建议不单没有被汪精卫所接受，甚至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蒋介石进而决定先下手为强，在程潜还没返回部队时，急命第1军、第7军和第10军将第6军团团包围，并予以缴械，从根本上杜绝第6军的“叛变”。而正在返回部队的程潜惊闻部队被缴械，立即将驻防九江的第6军学生总队带往汉口，被缴械遣散的官兵也在知道程潜位于汉口后陆续前往该地集中，这为程潜此后重建第6军打下基础。

　　蒋介石的“突袭”迫使程潜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调停计划，进而被迫选择拥汪。宁汉正式分裂后，程潜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重建第6军，他一方面将余部重编为第18师，一方面命旧部到湖南地区招募新兵，重建第17师和第19师。虽然第6军被重新建立起来，但程潜的调停之举早已将他站到了与蒋介石的对立面上。当蒋介石于1928年3月复权后，第6军再次成为蒋氏眼中钉，终遭毒手。至于程潜，则被李宗仁以“专横跋扈，把持湘政”为名扣押拘禁达8个月之久。

　　与上述各路军头和部队相比，那些实力较弱的部队就只能在各自的防区里顺应时势，谁是自己的上级就跟谁，不得不任由他人摆布。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李福林和他的第5军。

　　第5军虽然位列北伐之初的八大军之一，但却是其中实力最小的一支 (别的军起初都是三个师，只有第5军辖两个师)。不仅如此，在长期驻防广州及附近地区期间，李福林的部队不断被削弱，最终只能听命于李济深。因此当李济深表明拥蒋的态度之后，李福林就只能带着他的部队附和，而不敢有所异动，甚至还成为“四一五清党”的马前卒，此后又成为镇压广州起义的急先锋。尽管如此，第5军仍然难免被粤军吞并的结局，李福林则只身前往香港当起了寓公。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刊小容天下，纸薄纳古